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对法律案进行统一审议。
在中国通行着男子强女子弱的观念来压迫妇女，我实在想具有男子那样坚强意志，为此，我想首先把外形扮作男子，然后直到心灵变成男子。作者简介：沈国琴，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在这种观念中，要实现与男子相同的地位，拥有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并非作为人本身的诉求，而是作为与男人相同的人的诉求。当然，指出并批判这些缺陷并非要苛责当时倡导妇女解放的先行者，而是试图使当代人警惕这类思想的延续。[iv] 爱自由者金一：《女界钟》，李又宁：《华族女性史料丛编（1）》，纽约天外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误区之二：追求妇女权利的过程中把男人视为规范和标准。男人成为衡量女人的标准，女人要实现平责平权，必须把自己变成男人，这在秋瑾的言词中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xiii] 从权利到责任的转换，这不是中国妇女的独特经历，是当时中国人共有的经历。[vii]《大同书》，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44页。对此，可考虑拆分《地方组织法》，将地方政府组织法的内容独立出来，或与《国务院组织法》合并组成《行政组织法》，未来编入行政法典行政组织编。
尽管《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全国人大组织法》第39条规定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合宪性审查职责，《立法法》第110条也规定了提出合宪性审查要求或建议的主体和程序，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监督职权的充分展开仍有待专门立法的推进。这三项职权属于国务院行政保留事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监督但不能代替国务院行使这三项职权。编制问题在中国非常特殊。两部议事规则还增设了主席团和委员长会议对议案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决定权。
《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四章人民法院/检察院的人员组成不仅规定了几类司法人员，还规定了审判人员的任免、法官员额制、法官的条件和遴选制度、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的职责。若以组织法的事项范围为划分标准，组织法可以分为广义的组织法和狭义的组织法。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我国立法工作的重心从数量向质量转变。例如，立法院除了所谓立法院组织法和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外，还有所谓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立法院议事规则和代表法等专门法。从内容上看，《全国人大组织法》规定全国人大的组成，主要是构成性规范和授权性规范，两部议事规则规定会议的举行、议案的提出、辩论、质询和表决的程序，主要是程序性规范。我国采用的也是组织法与人员法分离专门法模式。
（二）组织法的立法模式采用不同的组织法概念就会产生不同的组织法立法模式。第二，《监察法》与《监察官法》关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规定出现了立法错位。立法机关也有意识地组织法与议事规则之间的分工问题，1982年《全国人大组织法》原本有不少程序性规定，2021年修改时就将《全国人大组织法》的不少议事程序内容移至议事规则。回顾新中国国家机构组织法的立法史，可以看到1954年《宪法》和1954年五大国家机构组织法对组织一词的表述高度一致，都是指国家机构的内部组成。
然而，诊断国家机构组织法体系存在的问题，需要明确单部国家机构组织法的功能定位。虽然《宪法》第86条和第95条规定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的组织由法律规定，但不宜据此推论政府的所有组织事项都应当由法律规定。
目前这种分化尚不彻底，还存在不少交叉和重复的情况。其次，根据组织法的立法模式，将国家机构组织事项在组织法、行为法、程序法、人员法、保障法之间进行合理分工。
不过，任何综合法都不大可能穷尽一个机关的所有事项。重大事项决定权至今并无专门立法，人大组织法中关于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规定也过于笼统，导致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曾一度遭到虚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采纳了该建议，最终删去了这几个条款。重大事项决定权是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标志，从渊源上讲，立法权、任免权都是从重大事项决定权中分化出来的权力。宪法监督职权的情况与之类似。譬如，《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第六章规定的调查委员会属于《宪法》上规定的组织，其组成和职权理应由《全国人大组织法》进行详细规定，放在《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中与其他各章的程序性规定形成了鲜明反差。
所谓协调，就是纪检法规应与国家法律法规不能存在冲突，而应实现功能互补。目前我国的行政组织法相对简陋，仅有《国务院组织法》《地方组织法》和部分城市制定的街道办事处条例。
后经过几次组织法的修改以及诉讼法和《法官法》《检察官法》的出台，两院组织法在内容和体例上已有明显进步，但近些年的司法体制改革又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一、国家机构组织法的体系构造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业已建成的当下，各大国家机构组织法的制定和修改不能再继续各自为战，而必须跳出单部组织法来进行通盘考虑。
从1954年到1980年再到如今，我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国国家机构组织法在体例上存在着明显的立法惯性。《监察官法》调整的是监察机关与监察官之间的内部行政管理关系，而不是代表国家行使监察职权的监察官与其监察对象的关系。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中强调审判委员会是法院的最高审判组织，地方上甚至出现了审委会开庭审案的探索。梳理《监察法》与既有相关单行法的关系可发现以下问题：第一，《政务处分法》在对《监察法》进行具体化的过程中，遗漏了《监察法》中的重要规定。一般来说，国家机构既包括目标、原则、任务等抽象内容，也包括组成、职权、程序、人员、后勤保障等具体事项。对此，有必要对《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上的称谓进行统一调整。
这两部法同为司法人员法，但高度雷同的重复性条款占到了两部法律的80%以上。事实上，调查权属于监督权的一部分，调查委员会的工作程序已由2006年制定的《监督法》第七章特定问题调查作了专章规定。
严格来说，只有合议庭和独任制法官才属于审判组织，赔偿委员会、审判委员会、专业委员会都属于法院的内部机构，而不是直接行使审判权的审判组织。《地方组织法》第二章第四节的部分内容由《选举法》来规定更为合适。
五、司法机关组织法的体系优化我国法院和检察院组织法采用的是专门法立法模式，组织法、程序法、人员法都有单行法。对此，一方面应充实《国务院组织法》，规定国务院组成部门的名称以及设立、撤销或合并的程序,并授权国务院制定各部委的组织条例，增设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条款。
因此，监察机关组织法体系的优化需要考虑整个监察法体系内部的分工，也需要关照监察法体系与纪检法规体系的协调。目前，编制方面的法律规范仅有《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两部行政法规以及一些地方政府规章，这并非行政组织法不完善的表现，而是行政机关的编制权本就不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的范围，将编制规则写入《地方组织法》或在未来的行政法典中编吸收两部编制条例显然并不可取。但在《地方组织法》的六次修改中，一些程序性规范进入了《地方组织法》。《地方组织法》将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政府熔于一炉，规定了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组成、职权、工作程序、各委员会和地方人大代表，规定了地方各级政府的组成、职权和机构设置。
具体可供参考的方案有三种：一是合并《全国人大组织法》和两部议事规则，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至少就内容上来看，两部法律是有分工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主要规定有关法院的基本事项，而《法官法》主要规定有关法官的基本事项。
但行政组织法与程序法也不宜过度融合，行政机关的内部工作程序宜交给行政机关自我规定，行政机关的外部行为程序宜通过行为法或专门的行政程序法进行规定。在国家监察法体系中，二者分属党规和国法两个体系。
三、行政机关组织法的体系优化行政机关组织法是比较典型的专门法模式，行政组织法的体系优化应当从做好组织法与行为法、程序法、人员法的分工入手。实际上，在《立法法》和《监督法》出台后，人大组织法中关于如何行使立法权、监督权的内容即可移入《立法法》和《监督法》。
